张维迎：瞧！他们说假话不脸红

蛋仔

作者：张维迎
源载:《南方周末》2011年07月
▌市场的逻辑和强盗的逻辑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幸福，都不断追求更好的生活。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归纳一下，大概有两种：
第一，通过让别人不幸福而使自己幸福，即用伤害别人的方式为自己获取好处，我称之为“强盗的逻辑”；
第二，通过让别人幸福使自己变得幸福，我称之为“市场的逻辑”。
仔细想一下，市场的逻辑其实也是宗教的逻辑，所有宗教都教育人要积德行善，也就是通过利他而实现自己的幸福。宗教的逻辑和市场的逻辑最大的不同是，宗教的逻辑是通过改变人的心来达到善的行为，市场的逻辑不想改变人的心，而是想规范人的行（行为），即以利人之行实现利己之心！
我上次去山西榆次，看到县古衙门有一幅对联，大概是这样的：
百善孝为先，原心不原迹，原迹贫门无孝子
万恶淫为首，论迹不论心，论心世上无完人
什么意思呢？善以心论，恶以行断。一个人是否是孝子，不能看这人给了父母多少钱、盖什么房子、买什么车，如果这样，穷孩子就没办法当孝子了。但判断一个人是不是恶人，不能看有没有恶的心，而要看有没有恶的行。道德伦理规范的是行为，而不是心！这就是宗教的逻辑和市场的逻辑的基本差别。
市场不求改变人的心，只求改变人的行为，市场就是你必须通过满足别人的需要来实现你自利的动机。从这个角度讲，市场本身是最讲伦理的，它使得你不能伤害别人，你致富也好，地位提升也罢，一定得建立在给他人创造幸福、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基础上。这是我理解的市场的逻辑。
与市场的逻辑真正对立的是强盗的逻辑。强盗的逻辑随处可见。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强盗行为的出发点可能非常善，当初搞计划经济就是这样。当然，在现实的市场经济中，这两种逻辑是共存的，有些人赚了钱不是因为给别人带来了幸福，而是因为给别人带来不幸，但这本身不是市场的逻辑。
从长远看，在市场中一个人能持久致富，一定是靠诚实守信，而不是靠坑蒙拐骗，如司马迁所言，“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史记·货殖列传》）。但是，正如我们对好多问题都有理解上的偏差，我们对市场也存有误解。
对市场的偏见可能与感情色彩有关。简单地说，市场给每个人发财致富的机会，只要你为别人创造价值。健康的市场中谁赚钱最多？就是提供服务人数最多的人。一个保姆，只能服务一个人或一家人，挣不了多少钱，但是生产iPad或iPhone，就可以服务几千万人、几亿人，赚的钱就多得多。市场就是按照你给多少人带来幸福回报你。给别人带来的幸福越多，赚的钱就越多；带给别人的幸福越少，赚的钱就越少。这就是市场的逻辑。
有时，同样情况下，别人赚钱了，你没赚钱，你会不满，这跟人性的一个特点有关：我们往往把成功归于自己的聪明才智，而失败了总怨恨别人；我们常把自己看得比本来高尚，把别人看得比本来卑鄙。赚不到大钱的人，往往有这样一种心理：不是我没本事，而是我道德水平太高，不愿骗人。那些人为什么能赚大钱？心黑。这是自我安慰。
现实生活中，批评别人道德水平差的人，相当一部分道德水平最差。要求别人大公无私的人，可能最贪婪，他们喜欢占领道德制高点，忽悠别人以谋取私利。他说别人太贪，往往是嫌对方要价过高，希望能以更便宜的价格买入；而从对方的角度看，也觉得另一方想占便宜，花这么点钱就想买我这么值钱的东西。如果仅仅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可能会做出和事实相悖的评价。
关于市场和伦理的关系，从古到今还是有好多误解，有必要澄清。大家都同意，通过给别人带来幸福从而使自己变得幸福，最符合伦理。但我的观点是，仅仅靠说服人，没用，还得靠制度。这个制度就是自由市场，就是自由竞争！
微观层面上，每个人做事都是有目的的，每个人都有一双看得见的手去实现自己的目的。宏观层面上，市场是双看不见的手，这双看不见的手监督看得见的手一定不能偷偷干坏事。看不见的手一定是帮助别人的手，而不是伤害别人的手。如果在宏观层面还有其他看得见的手，这时候市场就可能无能为力，你的看得见的手就会伤害别人，而不是给别人带来幸福。
▌道德只能在市场中实现
市场是从行为上考虑问题，“原迹不原心”。亚当·斯密原话的意思是，在竞争的市场上，一个人追求自身利益并不是什么坏事，并不是恶的行为，相反，他这样做的时候给社会带来的好处比他直接去追求社会利益时还要大，还要好。
这就是亚当·斯密的伟大之处，他看到常人看不到的，现实中也确确实实如此。再看看计划经济的后果，很难说它初始的目的有多不好，但带来的却是灾难。而那些卖瓜子的人，出发点不过是自己赚钱，但他必须做出别人喜欢吃的瓜子才能赚到钱。
其实，亚当·斯密的基本思想2000年前司马迁就提出了。他说人们追求快乐幸福你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你说服也没用。“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史记·货殖列传》）就是要顺其自然，不需要政府搞出那么多的规划，那么多的产业政策，征集动员大家干这干那。所以，我认为司马迁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自由市场的坚定主张者、捍卫者。
司马迁深刻认识到，节制欲望不是追求幸福的最好办法，市场经济可以将人的利己之心变成利人之行，农工商虞，分工合作，“各劝其业，乐其事”, “各任其能，竭其力”，财富就像水从高处往低处流一样，不召自来，不求自出，“上则富国，下则富家”，是最自然而然的事情。他并且认识到，财富是道德的基础，所谓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
我们必须承认，人是很无知的。同样是追求自己的利益，有人看得长远，有人却短视，人和人之间的差距不在于本性有什么不同，而在于视野的长短宽窄。儒家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我对这句话的理解是，君子是看得长远的人，而小人是短视的人，这就是人和人之间的最大区别。
市场经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竞争中只有着眼于长远利益的人，才能够真正赚钱，所以市场经济里的人特别注重自己的名声。一瓶矿泉水，它是谁生产的我们不知道，这个矿泉水公司的老板我们不认识，我们为什么能够放心喝它？就是因为利润制度的作用，你的利己之心，一定要变成利人之行。
因为人是无知的，教育就非常重要，它要让人们更懂得自己的长远利益所在，不要为短期利益牺牲长远利益。
有一点要强调，利他主义并不能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比方说，一样东西我说2块卖给你，你说不行，得5块才买，我说5毛就行了，你说不行，得20块，这个交易绝对成交不了，因为都太为对方考虑了。市场是建立在以自我为中心的基础之上的，所以才能讨价还价，才有利益均衡，如果都是慷慨君子，交易价格反倒没办法确定了。
市场经济需要道德基础，但这一道德只能在市场中实现和找到。也可以反过来说，道德需要建立在市场的基础上。因为善的动机既可能做好事，也可能做坏事。我们需要一个制度，使你要满足自己的利益，必须首先满足别人的利益；其次还要教育人，教育不是给人灌输什么，而是让人明白事理，不犯傻。
就像我经常给企业界讲的，什么是企业？一个企业真正的竞争力是什么？是你的声誉，是名声。我们天生就看得比较近，要让一个人看得远一点，需要有好的制度，还需要好的理论研究。这么讲是有依据的。从世界范围看，哪个地方市场经济比较发达、比较健全，哪个地方人的道德水平就比较高，更诚实守信。不诚实守信，你的企业是存在不下去的，很快就会完蛋。相反，哪个地区的市场经济不发达，受到的政府干预多，哪个地方坑蒙拐骗就多。
当然我不否认修心很重要，但修心本身也是自我利益的需要，因为一个人的幸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别人对自己的认可。我们希望自己比别人好，希望受人尊重，所以必须有个好名声，这些本身也是以自我中心为基础的需要。人的道德、善心，是基于自我为中心建立起来的。
套用亚当·斯密的话，劝导人们行善的最有效方法是告诉他，这样做是他自己的利益所在，而不是别人的需要。如果一个人不关心自己，你瞪他一眼没什么关系，他不在乎自己，你打他一顿也不在乎，那他又何必关心他人呢？
▌教育的最大失败：说假话不脸红
人类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是，每个人都以自我为中心，但又需要别人的合作，怎么能够使这两方面统一起来，是所有的哲学、道德学、市场理论都希望解决的问题。我深信，市场经济本身是解决这个矛盾和挑战的最有效方式。
前面讲到，支配人类历史的就两大逻辑，一是强盗的逻辑，一是市场的逻辑。国家之间打仗是强盗的逻辑，自由贸易、交换是市场的逻辑。我相信这两个逻辑未来仍然会并存。
我们希望处理国际关系也能用市场的逻辑，比如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崛起，是靠自由贸易，而不是靠征服、靠武力解决问题。好在人类都有学习的能力。中国有句古语，“不打不成交”，开始可能喜欢用打的方式，用侵害别人的方式，最后两败俱伤，之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就开始“交”往。“交”就是交换、互利、和平。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德国企图用强盗的逻辑富强，没成功。“二战”后，日本和德国靠生产汽车、电子产品等发展起来，依靠的是市场的逻辑。人类的进步就是不断转向市场的逻辑的过程。
过去研究伦理学和研究市场的学者之间误解太多，其实人类的分歧好多都是由误解而来，是无知导致的。在化解分歧和误解上，伦理学者和经济学者应该像亲兄弟，因为要达到的目的是一样的。
如果社会不注意制度建设，不尊重人权、财产制度，仅仅靠说教，最后恰恰是人人都变得虚伪。中国教育的最大失败在哪里？不是抑制了青年人的创造性，消灭了他们的好奇心，最大的失败是使人变得虚伪，说假话不再脸红！为什么？就是因为没建立一个好的制度。西方没有一个企业贴标语说要诚实守信，不用贴，这是自然而然的，这就是市场。丢掉了市场的逻辑，丢掉了基本的市场规则，只能用虚无缥缈的说教，最后就是言行不一。
以前上学时，一个同学铅笔刀丢了，老师让学生排成一队，看谁脸红，脸红的人就是偷铅笔刀的人。现在再把人叫一块儿，不再脸红了，这方法没用。
由于否定了市场的逻辑，才使得社会变得如此虚伪，如此假话连篇，这是让我最痛心的。强调伦理时不要忘记这一点，否则我们对这个社会的建设贡献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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